如果没有瓦伊达可以说就没有波兰电影

我们的世界(欧洲)尽管日渐年迈,却依旧发散年轻的活力。年轻力壮的异国人在未开化时学习我们的语言,着迷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们才有了意义。

瓦伊达对于波兰电影的发展意义重大。曾参与瓦伊达电影拍摄演出的另一个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就曾说过:波兰电影就是从瓦伊达的《战斗的青年一代》(1955)开始的。

凡对欧洲影史知悉一二的人,对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的大名几乎等同于影片的不朽品质和对时代困惑的不断回应。但是国内的大多数影迷可能对他都并不太熟悉,看过的作品可能也仅仅只是其2008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卡廷惨案》(2007)。

但事实上,瓦伊达有四部电影都曾获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分别是《福地》(1975),《威克的女孩》(1979),《铁人》(1981),以及《卡廷惨案》。

瓦伊达的作品题材多与所身处的环境有关,关注大历史下的小人物,诚实努力地把自己的电影作为波兰人民的喉舌,坚定地为波兰人民发声。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在波兰人民和其他欧洲人中涌现的新问题、浮现的新困境,他解答疑虑、摸索出路。通过电影,瓦伊达不断的向自己、向人民、向历史发问:

1999年,波兰加入北约,欧盟成员国间讨论不断,在此种背景下,瓦伊达开始指导拍摄根据经典浪漫主义诗歌改编的《入侵立陶宛》(Pan Tadeus),尝试在片中给出他的解读。

瓦伊达以往的作品一经问世,总是在波兰和全世界精英阶层导演和观众间引发热议、作为艺术电影得到极高的评价。不同于前作,《入侵立陶宛》作为商业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成绩仅限于波兰电影市场,依然卖出了六百万张电影票。这个成绩十分惊人,波兰电影市场从未被本土制作占据如此大份额,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波兰和欧洲电影史上也属罕见例外。

《入侵立陶宛》没有按照瓦伊达过去其他片子的手法拍摄,它并没有让波兰的声音响彻国际。如果说瓦伊达的新写实主义三部曲(抵抗三部曲)《一代人》(Pokolenie, 1954)、《下水道》(Kanal, 1957)和《灰烬与钻石》(Popiol i diament, 1958),成为了诸如马丁·斯科塞斯等人的灵感来源;亦或者他的双子作《大理石人》(Czlowiek z marmuru, 1976)和《铁人》(Czlowiek z zelaza, 1981)是唱着颂歌从铁幕后走来的信使,那么《入侵立陶宛》则试图回应后转型时期波兰面临的一系列的需求和问题。它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它的家乡,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

在波兰,《入侵立陶宛》因为它美学和形式创新上的缺失遭到一小部分影评人的诟病,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也为个别人所不齿。然而,在深陷狂热的爱国主义与和为其后的波兰同僚们创造文化、文学、历史的准绳这两个向度之间,瓦伊达成功地达到了平衡。后的转型的不确定性、夹杂在欧盟和联合国之间的焦虑感、经年累月外族压迫下形成的陈腐民族认同感的终结、社会巨变之时带来的巨大快感——身处21世纪(后)转型时期的波兰民族归属感被以上所有因素搅动得分外不安。

瓦伊达绝不是一个分裂派,他在《入侵立陶宛》和他的其他作品中,都延续了他“找寻”或者至少是“设计”一个能让他找到归属感的时空的探求。

在这探求的最新阶段,他比任何时候都提倡塑造个体与集体归属感的重要性,这种归属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认同感”。也因此,他始终坚持对民族电影进行正面的“他者化”,在其中培育,而不是消灭民族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是丰沛的创造力之源。

安杰依·瓦伊达还经常公开批评跨国联合制片电影的平淡乏味。但同时,他又毫不吝于褒扬流行电影,无论是好莱坞还是其他电影,因为它们通俗易懂,直抵观众。本文引言部分的句子,来自于波兰著名记者、环球旅行家里萨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瓦伊达对这句话的喜爱表明了他坚信旧事物中亦拥有活力:只有用鲜活年轻的方式来表达旧事物,它才会被当代观众所接受。

拍完《入侵立陶宛》,瓦伊达在2002年完成了影片《复仇》(Zemsta),同样改编自波兰的文学经典。在这之后,他退回到了他自己称之为电影制作“第三性”的电视戏剧(television theatre)领域,并与沃依切赫·马尔切夫斯基(Wojciech Marczewski)共同创设电影导演学院(Master School of Film Directing)。在拍摄《入侵立陶宛》和《复仇》的间隙,他于2000年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并成为了一名参议员,定期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在大多数时间里,安杰依·瓦伊达的电影轨迹都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他对观众们多变口味和期待的良好适应能力。其实我们很难把瓦伊达称为一名电影作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具有作者特质的“变色龙”,能够同步调整并引领特定时间内最具影响力的潮流。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在两部影片《下水道》(1957)和《灰烬与钻石》(1958)中记录下了因受到战争摧残而满目疮痍的波兰大地上的英雄主义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由于受到前苏联政府的高压管控,瓦伊达只能在剧中用隐喻的方式对当时在苏联扶植下建立起来的波兰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在其后执导的两部影片《大理石人》(1977)和《铁人》(1981)中,瓦伊达用更为坚定自信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

然而,即便是在上述两部影片之中,瓦伊达也没有公然反对前苏联。直至20世纪90年代,瓦伊达用浪漫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双重视角来审视波兰的历史,其政治信仰和观念才在他的影片中清晰可辨,代表作品首推《入侵立陶宛》(1999)和《卡廷事件》(2007)。

没有了高压监管的牵制,瓦伊达可以自由表达其有悖传统规范的民族主义气概,在他的镜头中,波兰民族气节的核心特质就是对俄罗斯政治围压的抵拒。

瓦伊达作为波兰电影的良心,是一个把波兰这个国家扛在肩上的电影大师,也正是因为他的一生努力,波兰电影才有了如今这样繁荣的局面。此时,大师西去,我辈影迷更该奋起直追,尽量多补几部大师的作品,至少不该让如此大师在国内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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